A是一名治安警察局警员，於2011年2月期间於享受年假后没有返回工作单位报到，在未获许可且无合理原因的情况下连续11日缺席工作，因而被提起纪律程序。保安司司长於2012年9月5日作出批示，对A科以撤职处分。上述批示以挂号信方式向A作出通知，但未能将信件成功送达予A，因此改以通告形式刊登於2012年12月5日的《特区公报》上。 2013年1月15日，治安警察局人力资源处通知A，撤职处分自2012年12月20日生效，其担任公职之时间为1991年9月18日至2012年12月19日。 2013年2月21日，治安警察局人力资源处再次向A作出通知，更改了之前一次通知的内容，指其担任公职之服务时间为1991年9月18日至2012年9月5日。 A对上述服务时间的计算结果提出质疑，向保安司司长提起必要诉愿，认为根据《澳门保安部队军事化人员通则》第225条第2款、第242条第2款以及第285条第1款的规定，撤职处分产生效果之日应为2012年12月21日，因此服务时间应该计算至前一日为止，即为1991年9月18日至2012年12月20日。 2014年2月27日，保安司司长就必要诉愿作出批示，认为根据《行政程序法典》第117条第1款及第2款的规定，相关撤职批示已经具备各项要素，因此行为自批示作出之翌日(2012年9月6日)起即产生效果，人力资源处对A服务时间的计算正确，因此驳回诉愿。A对上述决定不服，向中级法院提起司法上诉。 中级法院合议庭对案件作出审理。 合议庭指出虽然《行政程序法典》第117条第1款规定，行政行为自作出日起生效，但还应该考虑该款后半部分的规定，即当法律或行政行为本身赋予其延迟效力或追溯效力的情况。 正如本案，尽管行政行为在作出之日已具备全部的要素，但由於这是终止劳动法律关系和剥夺相关权利的行为，有必要让当事人知悉，基於法律的规定(《澳门保安部队军事化人员通则》第285条第1款)，合议庭认为只有在实际或推定作出通知后方赋予行政行为效力。换言之，在未对利害关系人作出适当通知时行为不产生效力。 在本案中，由於未能对上诉人作亲身通知，改为在《特区公报》上刊登通告的方式通知上诉人，根据《澳门保安部队军事化人员通则》第285条第1款及第275条的规定，继而推定相关批示在《特区公报》登出的15日后已向上诉人作出通知。由此可见，撤职批示自此时才开始产生效力。 综上所述，合议庭裁定司法上诉胜诉，撤销被诉行为。 参阅中级法院第204/2014号案之合议庭裁判（可从法院网站www.court.gov.mo下载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