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於有言论质疑由法官命令或许可作出通讯截取的严谨性，司法警察局有以下回应：
各国及各地对监听或截取的严寛度均因应法制及社会情况不同，在监听或截取的具体制度设置上也有所差异，故应结合当地社会实际需要进行分析，才能作出客观评价。
目前，国际上通用的通讯截取审批及监督模式主要有三种，分别是行政审批、行政或司法审批（以英美法系国家或地区为主，如英国、美国、香港特别行政区），以及仅法官有权审批的模式（以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为主，如葡萄牙、日本）；澳门的电话监听制度沿自葡萄牙，故采取第三种模式，而建议制定的通讯截取制度亦将沿用现行制度的有关规定。本文就当前两大法系对通讯截取或监听的审批及监督方式作出比较。
综观当前两大法系，大陆法系中的德国、葡萄牙及澳门特区，将通讯秘密权这一基本权利视为应受最严格的审批及监督的权利；而英美法系仅将通讯秘密权视为隐私权的一个侧面，故两大法系对通讯截取的审批及监督方式有很大的差异。
就审批权限而言，英国规定的审批方式相对宽松，既有行政监督又有司法监督，在紧急情况下，可由高级官员发手令；美国方面，亦存在紧急情况下即使无法官的预先授权也可作出监听的规定；香港特别行政区容许行政部门中获授权的人员（如警务处中不低於总警司级别的人员）批准实施通讯截取。而这三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中，均容许对现场谈话（或称口头谈话）作出截取，故属审批权限多元化、监控范围广的立法体系。
葡萄牙、日本、澳门特区的审批权限则仅限於法官；而且，其监听适用范围严谨、条件严格；在适用监听的类型及实质要件方面，比多数国家的要求高，仅可针对严重及特定犯罪作出监听；并且要求监听必须要有法官的许可，方可作出，严格排除检察官许可作出监听。
关於监督方式，葡萄牙、日本、澳门特区的法律均要求严格为当事人的监听资料保密，检察官或刑事警察机关对已经监听的通讯，除监听记录外，不得使他人知悉有关内容或予以使用，并在法官认为所收集的资料在证据方面属重要时才附於卷宗，否则须命令销毁资料。对於违法作出的监听所得的资料，不得用作证据，对使用监听所得资料有严格要求。
与此相反，部份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，监听或截取的门槛低、许可权限上设有可进行紧急监听的规定、监听范围广及监控方式多，确有必要构建最严格的监督体系。同时，因为其监听制度过於寛松，对人权保障的力度不足，完善监督配套制度的需要日渐凸显，故在立法中需要朝著保障人权方面发展。
两大法系虽因应各自不同的情况而构建了不同的立法模式，但基本上共同遵守如重罪原则、必要性原则、适度适当原则等基本原则，来实现对居民基本人权的保障。
需要重申的是，不论是本澳沿用至今的电话监听制度或将来的通讯截取制度，均以目前国际上最严格规范的审批及监督方式作出立法，因此，对基本人权的保障力度亦是最佳的，采用这一模式，主要是考虑到与本澳法制有历史渊源的葡萄牙，亦正是使用这一为欧盟所接纳及注重人权保障的立法模式。
是次建议完善现行电话监听制度并制定《通讯截取及保障法律制度》，是保留了目前的审批及监督规定，并因应通讯科技的发展和犯罪形势的变化，对原有制度进行必要的适应性修改，并订立更严格、更仔细的程序性规定，以及加入具针对性的保障内容，使居民基本权利获得更好保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