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7年12月3日，甲途经某酒店附近街道时遭人搭讪及表示可借款予其赌博，甲表示有意借款，于是被带往与乙及丙商讨借款条件。甲与乙及丙达成协议，乙及丙借出30,000港元予甲赌博，借款条件是先抽取赌资中的3,000港元作为利息，甲于每一赌局胜出时，须抽取投注额的15%作为利息。其后，乙及丙将27,000港元筹码交给甲作赌博。甲将所借来的款项全部输清，在赌博期间，甲合共被抽取了约20,000港元筹码作为利息。由于甲赌败且无法即时偿还借款，乙及丙带同甲前往某酒店的房间休息，以等待甲还清欠款。在上述房间期间，甲应丙要求交出中国护照作借款抵押，直至还清借款。甲其后用手机应用程式告知朋友有关状况。警察接报前往有关酒店房间进行调查并揭发事件。调查期间，当甲向警员称其护照不在身上时，丙便随即向甲表示其护照在枕头底下，甲听后便立即取回护照。上述案件经初级法院审理后，乙及丙被裁定触犯第8/96/M号法律第13条第1款结合澳门《刑法典》第219条第1款所规定及处罚的一项「为赌博的高利贷罪」，分别被判处九个月徒刑，暂缓二年执行，并禁止他们进入本特区各赌场三年。而丙被控触犯第6/97/M号法律《有组织犯罪法》第6条所规定及处罚的一项「不当扣留证件罪」，初级法院认为构成“犯罪中止”而裁定不予处罚。检察院不服该不予处罚的裁判，向中级法院提出上诉。
中级法院合议庭对案件作出审理。
合议庭指出，根据第6/97/M号法律《有组织犯罪法》第6条所规定的罪状，该犯罪属于行为犯，罪状之行为是行为人扣留他人的证件，而犯罪结果为剥夺了证件持有人对自己证件的所有权和处分权，或当行为人基于该犯罪所规定的不当利益或目的，一旦扣留他人身分证明文件即侵害了持证人的合法利益，即为犯罪既遂。若行为人事后返还也不会视为犯罪中止，因为欲保护的法益(证件持有人的所有权)已被行为人所破坏。另外，《刑法典》第23条第1款所要求的犯罪中止的“己意”，应理解为纯粹出于行为人自发的意愿，而非行为人因外部原因或外在压力而形成的意愿。一切在刑法上有意义的中止犯罪举措，必须是出于行为人的己意，倘行为人是在得知正被执法人员侦查其犯罪行径、或如在被捕问话后才决定中止犯罪，这便非出于己意了。本案中，由于丙已实行了符合「不当扣留证件罪」罪状基本构成要件的所有行为，其犯罪已既遂。在此罪既遂下，已谈不上犯罪中止这大概念下的「实行中止」、「防止犯罪既遂」的情况；此外，丙说出甲证件被藏匿的位置，该行为是在警察到达后向在场人士查核身分时作出的，迫于外来压力而为之，不属于出自己意，也谈不上「犯罪虽已既遂，但防止不属该罪状之结果发生」的犯罪中止情况。
综上分析，合议庭裁定检察院上诉理由成立，改判丙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触犯一项第6/97/M号法律《有组织犯罪法》第6条所规定及处罚的一项「不当扣留证件罪」，罪名成立，判处丙一年六个月徒刑，维持对丙就一项「为赌博的高利贷罪」所作的裁判。两罪竞合，合共判处丙二年徒刑，缓刑三年执行，并禁止其进入本澳赌场为期三年。
参阅中级法院第1169/2019号案的合议庭裁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