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6年3月14日下午，甲在澳門大三巴牌坊近耶穌會紀念廣場前地進行示威活動，當時其頭戴印有標語的紙帽，身穿整套黃色衣服，頸上掛著寫有標語的紙牌，左肩掛著一個手提揚聲器，身旁擺放著一輛手推車，上面放有寫有標語的紙牌。上述活動事先並未以書面形式向民政總署管理委員會主席作出預告，亦未得到有關當局批准，因此在場的警長丁要求甲停止是次活動，否則將觸犯加重違令罪，但甲並無理會警告。上述警長與其他在場警員強行中止了上述活動，並將甲帶回警局接受調查。其後，甲分別在2016年3月16日、3月18日及3月30日向途人派發知會書副本以及在示威活動中展示標語紙牌，其中均寫有警長丁包庇某保險公司及剝奪市民示威權等內容。
針對上述行為，檢察院控訴甲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《刑法典》第312條第2款配合第1款、《集會權及示威權》法律第5條和第14條第1款所規定和處罰的「加重違令罪」，以及觸犯三項《刑法典》第174條第1款配合第177條第1款a項、第178條和第129條第2款h項所規定和處罰的「加重公開誹謗罪」。
初級法院刑事法庭對案件進行審理。
關於「加重違令罪」的部分：合議庭指出，對於嫌犯2016年3月14日下午在澳門大三巴牌坊近耶穌會紀念廣場前地進行的活動，根據本案的事實，考慮到嫌犯當時進行活動的地點和方式，以及有關紙牌上所寫之內容，明顯屬於示威行為。因此，嫌犯必須遵守《集會權和示威權》法律第5條的規定，應在活動進行前作出“預告”。然而，嫌犯並沒有作出有關“預告”，且在被告知要求停止活動否則將觸犯加重違令罪的情況下，仍繼續進行有關活動，因此嫌犯的行為符合「加重違令罪」的構成要件。
關於「加重公開誹謗罪」的部分：嫌犯於2016年3月16日、3月18日及3月30日以派發知會書副本及展示紙牌標語的方式，指控有關警長包庇某保險公司和違法濫權剝奪市民的示威權，但事實上嫌犯並不清楚上述警長與該保險公司有何關係，也沒有證據可證明上述警長包庇該保險公司，而該警長於2016年3月14日的行為並不存在濫權。因此，合議庭認為嫌犯公開地向第三人將有關事宜歸責於被害人，其判斷並不持有任何依據之理由，其行為已侵犯被害人作為警長的名譽，構成「加重公開誹謗罪」。
綜上所述，初級法院刑事法庭裁定如下：
嫌犯甲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《刑法典》第312條第2款配合第1款、《集會權及示威權》法律第5條和第14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「加重違令罪」，罪名成立，判處六十日罰金，每日五十澳門元，合共為三千澳門元(MOP$3,000.00)；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《刑法典》第174條第1款配合第177條第1款a項、第178條和第129條第2款h項所規定及處罰的「加重公開誹謗罪」，罪名成立，判處九十日罰金，每日五十澳門元，合共為四千五百澳門元(MOP$4,500.00)。兩罪競合，合共判處嫌犯一百二十日罰金，每日五十澳門元，合共為六千澳門元(MOP$6,000.00)。另外，嫌犯甲須向被害人丁支付二千澳門元(MOP$2,000.00)作損害賠償。
參閱初級法院第CR5-16-0245-PCC號案的合議庭裁判。